孔子雕像背后的言传身教

在《论语》中记录了孔子和其弟子的言行和思想，通过理解《论语》我们可以知道孔子在教学中的教育方法，孔子的教育方式不仅适用于古代，至今还非常适合应用于现代教育中，因此很多校园中都塑造了孔子雕像。

孔子在教育中非常注重言传身教，孔子生活的时代，面对“礼坏乐崩”“陪臣执国命”的无道社会，以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，毕生都在探索和追求解民于“倒悬”的为政之道。看到季氏八佾舞于庭这一僭越礼制的行为时，孔子气愤地说：“八佾舞于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当齐景公问如何治理国家时，孔子给出了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的答案。对于如此种种人心不古的现象，孔子对当时人伦道德、社会秩序等问题做了认真思考，认为社会之所以出现前所未有的混乱和无序，是因为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礼乐制度遭到了人为破坏，因此，他大力提倡礼乐教化，尤其要求为政者应带头做好自我礼乐素养的提升。

孔子非常重视为政者个人的道德修养和表率作用，认为合格的为政者应是人格高尚的人，应是道德楷模，否则就不具备治国理政的人格素养和道德要求。子曰：“政者，正也。子帅以正，熟敢不正？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即俗话所说的“正人先正己”。子曰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“苟正其身矣，于从政乎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”（同上）孔子重视为政者的表率作用，认为为政者带头做好了，百姓自然就会效仿，即所谓的“上行下效”。

孔子之所以重视身教，主要是由儒家教化思想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。儒家教化是一种道德修养教育，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性教育。它的目的是导人向善、教人为善，这就决定了施教者既要做到以德教人，又要做到以德服人，做到率先垂范，发挥表率作用。施教者只有具备较高的道德修养，才有教化他人的资格，进而取得理想的效果。反之，为政者如果自身无德，不仅对他人没有说服力，而且也会形成较大的负面影响。